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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发布于 2021-12-29   阅读()  

  葛剑雄:男,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生于浙江湖州。1981年11月获复旦大学历史硕士学位,1983年9月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兼职: 国际历史人口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著 作:《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台湾万象图书公司1993年,韩国新书苑1996年)、《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台湾锦绣出版1992年,三联书店1994年)、《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泱泱汉风》(长春出版社1997年)、《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看得见的沦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商务印书馆1998年)、《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行路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学林出版社1999年)、《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剑桥札记》(鹭江出版社2000年)、《临机随感》(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鹭江出版社,2003年)、《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历史地理研究》(合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论文百余篇。

  曾在国内一著名的人物类期刊上,看过一篇对复旦大学博导、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的专访,印象颇深。该记者先是形容了葛先生在外界眼中的形象:“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葛的足迹遍及全球包括南极在内的七大洲。作为一名学识庞杂的人文学者,他热衷于在媒体报端著文发言,对时事积极发表观点。从网上贴着的他那些身着登山服饰,身前身后冰山企鹅的照片来看,他实在很像一位精力充沛、大胆泼辣、野外经验丰富的‘驴友’”。

  而那位记者见到葛先生本人,却发现“他是一位略微驼背的,和颜悦色的好脾气小老头。”1月11日上午,在省图书馆“文源讲坛――山西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葛剑雄先生现身太原主讲《从历史地理看晋商和徽商的兴衰》,而记者也终于有机会亲自求证葛先生与他人描绘的差距。

  记者:您的精彩演讲使大家很受启发,我不知道您之前到过山西几次,对这里的旅游怎么看?

  葛剑雄:山西我来过很多次,第一次是1979年,以后经常来,我认为山西本身的旅游资源是丰富的,但是现在旅游也要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旅游的根本目的不是学政治,也不是历史,旅游是“吃喝玩乐”,追求精神和物质的享乐。这点恰恰山西做得不够。我曾经跟出版界的朋友策划编过一个丛书,目的就是让你熟悉当地历史文化,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口袋里面钱有很多,你把这部分客源吸引过来就行了,你要让大家真正知道你山西,让他知道你好在什么地方。

  我写过《五台三憾》,搞旅游节把路封了,这叫旅游节吗?这是第一个遗憾;第二个遗憾,我走到寺庙里面,那里面简直像市场,到处都是商品;第三个遗憾,1008个台阶上面老太太双手托着西瓜跪拜,在苏州的寺庙里,老百姓们是在那儿义务打扫卫生,所以政府应该积极引导这些市民做些好事。当然也许现在这个情况都改变了,但是我想,如果要想山西旅游真正有吸引力的话,不仅依靠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人也要为外来的游客提供一些好的文化氛围。

  葛剑雄:我的老师在1980年到山西来的时候,曾经作过一个报告,主要讲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就强调,尽管山西本身的情况没有改变,但是它跟中国的大事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山西的作用往往是边缘化了,但是等到分裂时期,特别是南北分裂的时候,山西的作用在北方政权就往往举足轻重。清朝的时候,北方最发达的地方是山西,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因素相对就降低了,无论是他本地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文地理因素变化,还是跟他周边的因素相互的作用,都会影响到商业活动和商业集团,而这些因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在变化。

  葛剑雄:如果大家看看明朝的北方地图,就会发现大同是九边之一,山西离首都北京距离很近,另外到九边也很方便,九边外面就是蒙古人,对当时的晋商来讲,这个沿边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大同的婆娘为什么出名呢?不是说大同的女人本来有多漂亮,而是说大同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区,所以集中了大批高官,高官在那里不打仗的时候要享受,这样才吸引了各地的美女,形成了“大同婆娘”。

  葛剑雄:所谓历史地理,也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简单说,地理环境对商业活动和商帮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首都的迁移,就是明清晋商兴盛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的首都是在北京,这个因素对晋商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比如说国家政策的调整。晋商也好,徽商也好,它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政府的盐业政策,这个政策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就影响到这些商业集团。而其他像人口的增减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提起晋商兴盛,人们很容易想到“诚信”,而近些年的比如《立秋》等一些文化作品也都是这么反映的,那么您认为“诚信”不是晋商成功的根本吗?

  葛剑雄:我们讲诚信其实不仅是中国讲,甚至在世界上多数国家,诚信是大家普遍欢迎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准则。我们不否认晋商是提倡诚信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史料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诚信说法和事例并不是出于客观的记录,大多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传记和家谱。

  如果进行比较,在很大程度上,诚信是大家所追求的一个原则,而且我们看到,诚信的结果是作为一个人的人品得到提升,但是商业活动未必有了诚信能够成功。比如《立秋》,如果一个商人坚持诚信,要履行他的承诺的话,很可能他就要破产。你如果追求自己的人格,要维护自己的声誉,有时候不得不在商业上做出牺牲。诚信在西方也有,不是我们的产物,所以诚信既反映了大家对商帮的要求,也反映了他们的追求,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商业集团长期繁荣的必要条件。

  记者:晋商衰落的原因非常复杂,按照您所研究的历史地理的角度,又该怎样解释呢?

  葛剑雄:对晋商而言,最后的票号维持了30年,到了1927年,首都从北京迁到了南京,实际上在进入民国以后,北京的功能已经衰退了,为什么呢?中国实际上已经不统一了,孙中山在南方成立政府,各地的军阀都拥兵自重,实际上北京的作用已经在衰退,新的市场,包括各种资源大量集中到南方,晋商也就衰落了。

  记者:这些年山西在提出一个词“新晋商”,但似乎这个团体仍旧缺乏一次集中亮相,您认为中国的“新晋商”还有希望吗?

  葛剑雄:我想,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从一个传统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我个人相信,它不会是长期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一看当初晋商的教训,一方面,生存的空间很小,外面的资本财大气粗,另一方面又有国内的官僚资本,但是毕竟还是有人成功了。

  从这个角度讲,我的看法是,尽管今天我们也知道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但是我想,如果新的晋商要走向成功的话,还是要向正确的方向去努力,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不是说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无所作为。

  记者:从历史地理的研究角度来看,山西现在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是外界认为的煤吗?怎么发挥这一优势呢?

  葛剑雄:应该说,煤还是山西的主要资源,现在面临的竞争是煤的成本非常高,山西发展又受到水资源和电的制约,这些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几个有利的因素,石油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包括煤的汽化、液化、管道输送这些成本相对来说就降低了,在油价不断升高的时候,一旦技术上能够得到突破,就可以发挥它的优势。

  同时,山西应该让自己的其他优势能够在市场上发挥作用。山西在外界给人的感觉是煤老板太有钱了,到处是悍马,到处买楼。我认为,山西应该寻找能源以外的其他东西,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发挥它的作用。我想,如果山西未来能掌握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多元经营,山西会比其他很多省都要好。另外,紧邻首都的优势在山西应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山西近代有很多人才,而未来也应该大量培养人才,使山西的人才能够在国际国内的大舞台上发挥作用。

  记者:您曾说文物保护多保护就是假保护,山西是众所周知的文物大省,它未来的文保、文化发展之路该怎么走?

  葛剑雄:历史的发展总是逐步的,而且任何国家再富,它都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保护下来。假如说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像平遥一样,那平遥就没有价值了。

  保护中要求我们有的整体保护,有的局部保护,比如那些住宅,旧建筑里的居民,他们不是要保护,而是要改善生活条件。我的意见是,政府如果还希望你住在旧房子里,应该给补助,这样老百姓才愿意住。

  山西的文化之路怎么走,我不敢断言。这几年大家都重视地方文化,这是好的,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分地强调了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有它的优势,但是它并不全是先进文化。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发展就是把本地的历史文化放在一个全国的范围里面去认识、去定位。

  【后记】葛先生开朗、健谈、学识渊博、讲演脱稿,烦杂的历史现象经过他的释义很容易就让人看到“症结”,这是一个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人留给别人最直观的感受。他很了解山西,不仅出于一个学者的角度,更是出于“驴友”的爱好,不经意间已让很多山西人汗颜,但他并不“卖弄”,和气得很,简直就是一个 “和颜悦色、好脾气的小老头”。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国移民史》(第一、二卷)《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等。

  他注重历史地理的考察,曾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涉及七大洲和国内各省区,著有《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走非洲》等。

  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所著论著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